法兴观点：政策协调配合的重点之一应是政策准备

一、稳定市场预期是要尽量避免不理性的波动

稳定市场预期中的稳定不等于不波动，正常的价格波动是对经济主体发出的前瞻性信号，可以促使经济主体做出相应调整。
需要避免的是超常波动，尤其要避免对流动性和市场信心造成过度影响的结构性冲击。最后都有一个结论，即冲击市场信心造成的影响，可能要远远超真正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。

二、外部冲击下的政策调整配合

政策的协调配合，包括多方面的政策，除了一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外，还有监管政策和产业政策。影响则分为外部和内部，外部和内部又各自分为周期和非周期因素。外部冲击下必须进行政策调整，如疫情就是外部非周期因素，这种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进行政策工具性的选择，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。

外部的周期性因素，如美联储为应对通胀进入加息通道。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的传导机制有两条，一是实体贸易传导机制，美国经济增速下滑通过贸易传导到我国的出口。二是更重要的金融传导机制，但我国或其他新兴市场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政策准备和政策选择，来减小这种由外部加息环境带来的冲击的影响。这方面政策选择主要包括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变化。

三、内生因素转变的政策配合

内部因素也存在周期和非周期。周期指自身经济周期的演化，比较好的模式是，货币政策+财政政策都进行前瞻性的微调的同时叠加金融监管配合。当前美国这种流动性过度集中，甚至集中在某一个行业的情况，不仅我们国家和欧元区的金融监管不能接受，甚至美国倒退20年前的监管决策者也会觉得不可思议，是非常大的监管漏洞。因此，不能等到周期发生变化才做协调，在周期中就应该在适当的时间进行监管的调整，这也是我们金融监管部门一直实践的政策框架，如控制影子银行等，为金融稳定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。

内部的非周期或者长周期因素是改革。当今世界处于大变局中，预计欧美等西方国家未来几年发生滞胀的风险很高，金融市场的波动也将加大，过去十年低波动的情况可能终结，叠加地缘政治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较量，我国企业或者市场主体都需要从长周期的角度进行调整。借用《三体》中的话，可能“我们进入了一个乱纪元”，决策者不是万能的，他也先要先看清路才能指路，即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。总的来说，我们国家应对中长期挑战，在政策协调设计方面是有一定积累和准备的。